从“文化研究中心”到“人文研究所”-www.凯发

    ◎洪子诚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    一两年前就知道要成立这个研究所，但我们这里有个特点，就是慢，等得让人心焦。不过，慢也有慢的好处，不是什么潮流都要紧跟的。

    今天成立的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当然是新的机构，但也不是全新；我把它看作是20多年前北大20世纪文化研究中心的延续，或“复活”。

    记得“研究中心”成立在1999年7月，在中文系所在地的静园五院，楼上一个不大的会议室，场面远不如现在宏大隆重，气氛却相当热烈。记得当时与会的除主角陈平原外，还有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、谢冕、严家炎、孙玉石、钱理群、温儒敏、高远东，哲学系的胡军，历史系的欧阳哲生，艺术系的朱青生；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杨义、赵园，北师大的王富仁，清华中文系的徐葆耕，有孙郁（当时他还在《北京日报》，尚未去鲁迅博物馆任职）。

    二十几年过去，王富仁、徐葆耕教授已经离世，而乐黛云、严家炎、孙玉石等老师也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今天的会议。撰写研究中心成立会议综述的贺桂梅，当时还是在读博士生，现在已经成为领导（中文系党委书记），我们都归她管。岁月的这些有情也无情的变化，让人感叹。

    刚才看了人文研究所办所的材料，觉得它和已消失的文化研究中心有同，也有不同。

    相同的是，第一，强调对20世纪（或“现代中国”）社会政治变革、转型中的人文研究的重要性，也强调这一研究需要突破学科区隔，形成“整体性”、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。第二，这一基于追寻真相、事实的研究，要成为对中国文化和人文传统建设的积极参与力量；拿陈平原经常说的话，就是要有“人间情怀”。

    但是文化研究中心和人文研究所也有不同。在我们当前的学术体制中，前者属于“虚体”，也就是没有编制、经费、办公地点的三无机构。研究中心人员都是兼职的，运作经费也靠自筹。人文研究所不同，升格为“实体”。这可不是小事，它减少了断粮断炊之虞，陈平原也不必像过去那样辛苦地到处“化缘”了。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，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虽然说这段时间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的延长线，不过，20多年前，对世界、中国发生的激烈变化，恐怕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。这里提出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历史、现实的复杂性超出原来想象。二是持不同视角，具有不同知识、理论、经验依托的阐释者之间，他们的交叠、对话、理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。

    既然将人文研究所看作是文化研究中心的接续，那么，总结“前身”的经验就很有必要。如果撇开个人的研究成果不论（因为这些成果，不管是否有“中心”这个机构存在，都是会做出来的）。

    我印象里研究中心的主要成果有三项。

    一是办了一份有很高水准的刊物《现代中国》，刊登了不少重要论文。只可惜它是“集刊”，无法进入“核心刊物”行列，论文也不被“知网”“万方”等服务平台收录，影响力肯定受到削弱。

    二是主办了一些重要学术会议，如都市文化国际研讨会，与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合办的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等。

    三是组织了“二十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丛书”。按照主编陈平原的说法，这套丛书跨越具体的学科边界，兼顾著译与雅俗，着眼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力，也就是说它是否在历史上“留下长长的影子”。丛书现在已经出版十五六种，包括《天演论》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《〈点石斋画报〉选》《多余的话》《〈独秀文存〉选》《〈新青年〉文选》《鲁迅杂感选集》等。丛书确实对勘测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深度和历史走向具有“入口”的价值。

    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有广阔的领域，涉及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艺术，以至文物考古、媒介传播等方面。从时间上说，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，也有将近二百年的时间跨度，也形成不同的段落。北大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十几二十年的工作，聚焦于晚清、五四，并以文学作为拓展、延伸的支柱。这种情况有它的合理性。

    虽然说是“现代中国”“人文”，但作为具体的研究机构，它无法也不必要做到面面俱到，包罗万象；它只能依据机构自身的背景、人员构成，特别是主持人的学术背景，来确定各种对象的重要程度，安排主次轻重缓急的次序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北大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工作，不管是“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”丛书，还是文学史、学术史丛书，召开的学术会议，都侧重“晚清”和“五四”。也就是说，体现了重视“现代”而轻忽“当代”的明显倾向。

    如果不是讨论具体研究机构的计划，而是从现代中国人文研究的视野上，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。记得我的当代文学史英文译本出版后，杜博妮教授在书评中曾有这样的批评：“本书的前面几章中关于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争论，读来颇为沉闷。这些争论对于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或者专门研究那个时代的党派关系，并且对此相当有兴致的专家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毕竟，那个时代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过去，并且它脱离历史常轨，远不能预示未来的走向。除了少数几个学者以外，还有人对这个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感兴趣吗？答案很是可疑。”（《洪子诚  戴迈和著〈中国当代文学史〉》，《中国研究》第60期，2008年9月）

    杜博妮教授的看法，在海外，也包括台湾、香港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中，是有代表性的。但无论是作为“遗产”，还是“债务”，对它的清理、研究的忽视，如何能够真实地勘测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深度和历史走向？